歲月匆匆，轉眼間母親離我而去已經一年了。母親那慈祥的面容、親切的鄉音，時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我和母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數十年，點點滴滴心酸往事歷歷在目，啊，千呼萬呼再也喚不回我的慈母！想起母親不屈的性格、艱辛的一生、破碎的情感，常使我淚流滿面。我從心底呼喚一聲 "媽媽" ！兒子是多麼的想你呀！

　　我的母親叫丁文卿，於1918年農曆12月30日出生於浙江省嵊縣城關鎮一大戶人家。姐妹兄弟七人，母親排行老四，自八歲上學，入嵊縣愛華小學，高小畢業後家庭情況發生驟變，外婆45歲即去世，外公娶了繼室。母親為節約費用，投考鄉村師範。畢業後，經人介紹到嵊縣光明小學任教。1937年，九‧一事變，拉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對母親這個年輕而熱血的青年，很快投入到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嵊縣雖是小小山城，然民心正直、強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思想很濃，在有識之士的呼領下，自發地組織起宣傳隊、歌詠隊，街頭演出、下鄉宣傳抗日標語、巨幅大型壁報、畫報，布滿街頭巷尾。當時母親還在光明小學任教，白天教書，晚上參加各種活動，真想一下子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大地。1938年，母親到永康方岩加入電影宣傳隊。到東陽、義烏、金華、縉雲等縣鄉間宣傳抗日救亡活動。次年春，母親到金華投考國民黨中央〈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當時國家正處於危亡關頭，政府把來自淪陷區的青年組織起來，為祖國效勞，母親所屬的是戰幹第四團駐浙江大隊女生隊，駐地卻遠在陝西西安，全隊共有70多名女生，來自寧波、紹興、鎮海、諸暨、嵊縣、東陽、義烏、金華、浦江等地。（當時杭、嘉、湖一帶已淪入敵手，故無浙西人參加）。於同年八月十一日，浩浩蕩蕩從金華起程，徒步3000公里，經過三個月才到西安，一路翻山越嶺，穿湖渡江，餐風露宿，辛勞煎熬。尤其當通過湖北荊門、襄陽、樊城一帶，正處在抗戰前沿，真是烽煙滾滾、戰火迷漫，同胞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苦難中，當踏進荊州城內，只見殘壁斷垣，一片蕭瑟，只剩下老弱，在這凄涼、悲苦的土地上呆守著。沿路上，屍橫遍野、呻吟待斃者有之；猏著背包撲倒在地者有之；缺臂斷腿尚未絕氣者有之；橫眉豎目蹲在人旁的野狗有之，真是慘不忍睹。母親他們從夏日炎炎的八月起程，到達西安壩橋時已是寒氣逼人的初冬了。1940年到1941年的一年多日子裏母親就在戰幹四團學習、鍛煉，在這裏，看到了 "抗戰必勝" 的曙光，樹立了 "抗日必成" 的信念。母親自戰幹團畢業後，被留在團內的《戰幹半月刊》編輯室工作，直至1945年五月，抗日戰爭勝利了，中華兒女總算熬過了八年的苦難。

　　1945年三月，陝西省郵政管理局招考，母親很想去投考，在好友段家鋒、秦如冰、徐彩娟、張望斗、童自強等的鼓勵下，一舉考進了郵局，任帳務工作。

　　1946年元旦在西安與童自強結婚，（生女兒秀虹、兒子少強）。父親陝西霞縣人，1924年八月初三日生，西安重輝商專畢業。十五歲時離家到西安投奔抗日、戰幹四團五期。祖父童哲友，性格爽直、脾氣急躁，本性善良。祖母張菊英，賢淑溫順、和藹可親，慈母是也，育有二男，二女，父親為長子，家境貧寒。

　　1948年，母親因離鄉背井十年，思鄉心切，且西安天氣寒冷難耐，決定請調回浙江工作，當時父親也非常嚮往江南，願意隨母親同往。浙江郵政總局紹興局工作，十一月由紹興調派母親到杭州第三支局工作。七月，父親帶著祖母也來到了浙江。當時父輩們都年輕，又是從陝西乍來浙江，人生地不熟，無人際關係，父親閒居在家。為了父親的工作，母親找到了嵊縣同鄉，外公生前的好友龔賢明前輩。明公係留法學生，1929年隨邵力子先生到陝西，任陝西省民政廳長。他是邵先生的同窗好友。抗戰勝利後龔老被派往台灣任職。1948年底，父親隻身前往台灣投奔，打算在台灣工作幾年後再調回杭州。1949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了，從此兩岸隔絕，音訊全無，父親被阻隔在海峽的那邊，這一阻斷竟長達42年之久，啊！從此，母親的命運遭到了徹底的改變，凄苦艱辛的人生，也從此開始！

　　1950年，母親在郵局，每天除八小時工作外，另學習四小時（20時～24時）當時正值「鎮反」時期，緊張時，早晨另加二個小時學習（6時～8時），所以每天五點起床，六點到局裏開始學習工作，回到家裏已是子夜過後，在鎮反運動中，為了交待歷史，搞清問題，要對組織上提出的問題一一解答，有些人和事如何記得清楚？記不清時，說你沒交待清楚，不老實，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真是倍受精神煎熬，常常到二、三點甚至雞鳴。

　　1956年，杭州也和全國各地一樣，掀起了「支援農業合作化運動」母親被分配到這江長興縣落戶。一個從來沒赤過腳的文弱女子，為了維生，為了養兒育女，也無可選擇地，參加了農村勞動，從犁田、車水、插秧、耘草、割稻、種菜、施肥、養雞鴨、飼豬羊樣樣從頭學起，咬著牙、忍著痛，艱辛備嚐，不為自己苟活，而是為了養育我姐弟。八月，當地政府派母親到糧管所助徵、到小學代課、到醫院任會計，就像遊牧民族，母親帶著我們姐弟逐 "口糧" 而居，也正因為飄萍不定，母親只能把我姐弟寄養在兩地相距十公里遠，因為「下鄉勞動」的好友李秀香家。59年春某天我姐秀虹突發高燒達40℃，次日母親得悉趕來送急診判為 "乙性腦炎" 連夜送到湖州診治，可為時已晚，雖保住了小命，但從此神智呆遲，行動不便，媽媽的心都碎了，「極左路線」害死人阿！

　　1962年，國家實行〈精簡下鄉政策〉，母親被從生產線 "精簡" 回農村。那時農村實行「按勞分配制」， "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 ，當年我們一家三口，僅分得14.5斤的麥和蠶豆芽，而這些糧要撐到秋後呀！(容編者套句京劇《武家坡》中王寶釧的話「…不要說 "吃" 就數，也數光了」）。忍飢挨餓的苦，四十餘年後我仍清晰記得，尤其住牛棚的那十個月，一巴掌可拍到十幾隻吸了血的蚊子的可怕景象，至今還似乎有蚊群 "嗡嗡" 聲在耳際迴響，母親不忍孩子受這種人畜共居的苦，忍痛把姐姐送到新昌三姨母家，把我送湖州二姨母家讀書，自己逃荒到金華大姨母家，每天經過十六公里，挑著擔到城裡擺個小香菸攤，賺個蠅頭小利，供給我每個月六塊錢的讀書生活費，在那個「極左」的年代，我小學畢業時曾名列前茅，但因「成份」不好，所以被排擠在校門外，後來托人情、找門路，才僥倖的讓我進了湖州一中，可苦還在後頭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學校全面停課，我的成份也容不得在熟人多的湖州耽下去，於是到金華幫母親挑擔做賣花生的小本生意，結果被兩個戴紅袖章說要取締的人喝令人驅離，貨沒收……。

　　1972年年冬住家的茅草屋遭回祿之災，燒去一半，母親受了驚嚇，次年正月茅屋又被連下半個月的春雨侵蝕塌了土牆，母親雖大難未死，但又一次驚嚇，從此（那時母親才54歲）苦命的母親，卻患了白天精神恍惚，夜晚不能成眠的憂鬱症。

　　直到1981年十月的某天，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來自香港的信件，拆開一看，明明白白寫著父親的來信，內容非常簡短，只是說獲得了我們的消息，要我們再確認一下詳細地址，要急於接濟我們。那幾天母親去湖州二姨媽家作客，收到信件，已是下午四時多，我迫不及待趕往湖州，盡快將這一天大的喜訊送到母親手裏，當母親看完信時，已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把壓抑在心裏幾十年的苦水一下子全倒了出來。

　　原來母親有個女學生叫鄒肖，解放前夕其父母去台灣工作，將女兒留在大陸交伯父撫養。解放後其父母又在台灣生育了四個孩子，其中一個妹妹在美國讀書。中美建交後，兩國之間可直接通郵，母親委請鄒肖通過在美國求學的妹妹，將一封親筆信傳轉到台灣其兄妹手中，希望幫助尋找父親下落。鄒肖在台灣的兄妹非常同情，熱心地四處打聽，真是大海撈針，他們偶然想到是否在電話簿上能找到，翻開台北市電話簿，赫然見到童自強的名字，兄妹倆試探著接通電話，告知緣由，父親急約晤面，當父親看到母親那工整、秀麗、熟悉的親筆信，真是又驚又喜。一個月以後，我們就接到了上述父親的來信。

　　母親的人生又一次地改寫了！

（童少強／長興縣海聯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