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管理的真義，乃在於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有助於建立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這必須建立在正直、誠實和信任等深層的價值觀上。

　　在當今社會，說到「管理」，應該沒有人會否認它的重要性，坊間有關管理類書籍一般都陳列在顯著位置，也反映市場對於管理知識的普遍需求。然而，對於「什麼是管理？」這一問題，人們似乎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事實上，在管理類暢銷書中，竟然就有採用這一問題作為書名的。

　　最常見的一種誤解，就是將「管理」（management）等同於「管制」（regu1ation）：譬如有關兩岸政策，企業界就對於政府所標榜的「積極管理」或「有效管理」困擾不已；因為不管用的是「積極」或「有效」，所指的都是「管制」，也就是貫徹由上而下的權威，這顯然和「管理」的真意背道而馳。

　　其次，在於管理的目的或功能方面，可能出現有3個層次的理解：第一個層次 －－也代表最普遍的一個層次－－認為管理是為達成營利的目的；第二個層次，認為管理代表一種方法或途徑，可用於達成任何目的，其為善為惡，取決於持之于何人之手，也就是所謂的「統理」（governance）問題；第三個層次，認為管理不是中性的，有其實質上的意義和功能，不符合這種意義和功能的，應該摒除於管理範疇之外。在這種意義下的管理，隨著近年政府或企業之弊案連連，逐漸浮出臺面，似有蔚成主流之勢。

　　最早提出這種管理觀念的代表性人物，是已經辭世的杜拉克先生。人稱「管理大師中的大師」，真正關心的是人類社會福祉的增進；據他自稱，初到美國時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業，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國這種工業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在這個層次上，他和較他早一個世紀的法國政治學者托克威爾（Alexis Tocqueville, 1805-1859）極為相似。然而在此以後，他對於美國社會的診斷以及注意焦點卻和托氏分道揚鑣了。

　　基本上，杜拉克認為，在一個機構性社會中，社會的進步有賴於某些機構的健全運作。此時人們首先考慮到的，當然是政府，然而在杜拉克眼中，「現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這種政府「讓國家付出鉅額成本，卻沒有什麼績效」；更重要的，「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現在人民越來越不相信政府，對政府越來越失望」，他的診斷是：「就在我們需要一個強勢、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時候，政府卻病了。」

　　他之所以採取如此強烈的觀點，和他當年離開歐陸遠到美國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他看到了當時兩個左右的極端政權，不但未能對改進社會有貢獻，反而濫用權力殘害生靈，然而，他對於政府效能的這種論斷，直到目前愈加明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想到和所做的，乃是管制，而非管理。

　　接著杜拉克寄希望於企業能在未來社會中扮演一個主要建設性角色。在他《全新的社會》（1950）那本書提及。然而，當他觀察到，企業在股市和輿論雙重壓力下，只求本身成長和盈利，喪失了應有的社會價值。加上近年爆發之企業弊案，使他對企業也喪失了信心。這說明了，何以他在晚年特別強調「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希望經由這種建立在理想和願景上的自主性機構，發揮「承擔社會任務，也限制了國家權力」的功能。在這方面，他讚揚許多非營利組織在管理上的表現，可以作為企業學習的物件。同時顯示了管理是可以和「營利」分開的重要意義。

　　在此所謂「管理」的真正意義，乃在於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也就是有助於建立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但是這種管理必須建立在某些深層的價值觀念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既非管制，也非營利。說真的，管理不是一種經濟性或技術性的理性活動，而有其積極正面和有價值的生命。

　　個人四十多年來，一直在管理這個領域從事教學、研究以及實務工作，愈來愈感受到，管理的真正價值誠如杜拉克所言－－乃有助於社會的健全化。

　　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孟加拉創設「鄉村銀行」，和一般銀行不同，乃是以幫助窮人自力更生為職志。據瞭解，當這家銀行於1976年創設時，資本只有二十七美元，但是到目前為止，已貸放微型貨額高達五十七億美元。在這家銀行的協助下，使無數原屬孤立無助的男男女女，獲得生機。（本文取材自《IBM，MBA與吃角子老虎》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