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橋流水楚楚有景致，綠林深處隱隱見村舍。到水鄉澤國－－浙江紹興腹地的上虞長塘鎮，映入眼簾的盡是一層疊一層的翠竹。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我國一代儒宗馬一浮先生的故居就坐落在這竹林深處的一個名叫后莊村的中央。

　　馬一浮先生的故居是一間極為平常的老式舊樓房，樓後設著一間極矮極小的老屋，中間隔出一個四方的小天井。馬一浮先生就是在這樣一高一矮的粗舍中度過了他少年和青年的歲月。

學宮院試　名列榜首

　　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號湛翁，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戲老人。他出生在四川仁壽縣，逝世於杭州西湖。

　　馬一浮六歲隨父母返回上虞后莊。幼受母教，是一位遠近百里所公認的〈神童〉。他八歲就能讀《楚辭》和《昭明文選》；九歲時，母親何氏指著天井裡盛開的菊花，命賦五律一首，並限麻字，浮應聲而就：「我愛陶元亮，東籬採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雲霞。本是仙人種，移來處士家。晨夕秋更潔，不必羨胡麻。」母親見兒子如此聰慧，十分歡喜，說他長大了必能成才。但又覺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間煙火，恐怕「一生少福澤耳」。不幸第二年母親果真病故。從此，小一浮寂寞一人，終日與書作伴。不管什麼事，只要是書，他就會晝夜不分地去讀。因此，儒學、佛學、文學、哲學……無所不涉。後來，父親怕他私讀一通會誤入岐途，便延聘了一位紹興很有名氣的舉人鄭墨田來家教授，但沒多久，鄭舉人便辭館了。父親誤以為是浮兒不聽管教，後方知其才學確實已超過了鄭舉人，於是無奈，只得親自試教，但亦自感弗如。從此不再延師，聽任自學。戊戌（1898）年，十六歲的馬一浮與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等應紹興府學宮院試，同中秀才，而馬一浮卻名列榜首，人人驚嘆，連主考官湯壽潛（民國時浙江都督）老先生都愛其奇才，挽人執柯，將愛女嫁與他為妻。

　　在馬一浮十七歲與湯氏成婚的第二年，父親染病，他毅然離鄉入川去侍候病父。翌年，父病逝，守制三年。時妻有孕，他決意墮胎，不幸妻亡。從此，馬一浮隻身來到杭州，開始了他潛心國學和研究西方學說的〈萬里之行〉。

崇尚中道　并包西學

　　馬一浮獨身來到杭州後，深知是〈書〉把我中華悠遠歷史連成纜索，使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使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然而他又明白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所藏之書又何以保證不流散呢？「君王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遑論幾張脆薄的紙頁？因此他寄居在聖因寺，以目不觀園，足不出戶、點香記時之法，潛心學問。其間，常有親朋好友來訪，向他提親，也有勸他領養一個兒子，但馬一浮心只只有湯氏淑姊，哪肯再娶或收領他人之子。於是在年未三十就蓄鬚明志，一心向學，盡讀強記文瀾閣《四庫全書》三萬六千餘卷。馬一浮雖以中學為基礎，崇尚中道，但并包西學，不排斥西方文明。於是在1902年，與湯蟄先（湯壽潛）的弟子謝無量一同赴上海自學英文、法文。後來又結識廣西的馬君武。為從學術上喚醒民族，振興中華，三人共創《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翻譯介紹斯賓塞等西方文學、哲學。1903年，中國參加在美國聖路易斯舉辦的第十二屆世界博覽會。清政府任命溥倫親王為團長，籌備有關事項。馬一浮因精通英語等多種語言，特被籌備組延聘，分工負責具體籌辦世博會中國展館和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他六月啟程赴美，於七月三日到達聖路易斯。他本以為中國的參館人員在那裡可與世界各國朋友通暢交流，哪裡知道美國對中國人十分刻薄。他在七月八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美人定華商赴會例，既到會所，則不得出會場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樂部概不許入。出會場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國，當處以流罪，其它尚未知如何。蓋彼固以絕對之野蠻國待我，皆我之敗種，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國際上之位置，比於亡國。彼曹猶昧昧不覺，得西人之一顧一笑，且以為莫大之榮幸也，豈不哀哉！」為此馬一浮一邊據理抗爭，一邊偷偷遍跑聖路易斯的所有書店。就這樣，他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就閱讀了亞里斯多德、斯賓塞、黑格爾、赫胥黎、達爾文、孔德、但丁、拜倫、莎士比亞等古哲文豪的大量哲學、文學名著，還翻譯了《日耳曼之社會主義史》、《露西亞之虛無主義史》、《法國革命史》和編纂《歐洲文學四史》、《詩人傳》等著作。同時還參觀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後又轉道去了柏林學習德文，在那裡，他讀到並買下了一部德文版《資本論》。由於馬一浮的「抗命不尊」，美方終於在1904年四月二十九日，即聖路易斯博覽會開幕的前一天，勒令他返回。五月六日，馬一浮含恨離開了美國，歸國途中，他悲憤地作詩書志，中有「滄海飄零國恨多」「國命真如秋後草」等句。1905年，他來到了日本，當時日本友人們爭相傳閱他攜帶來的《資本論》。在日本，他又學習了日文與西班牙語。期間，譯過日本松平康國的《政治罪惡論》，並在譯完後於原書封底寫了「譯成圓滿，自由萬歲」幾個字。年底，他帶著《資本論》回國。接著，他手譯了《資本論》的若干章節，並與好友柯燮侯一道探討過它。隨即他將這本自認為是 "經典" 的好書送給了〈光復會〉會員劉師培辦的扶輪社，期望得以傳播。但後來劉投靠了袁世凱。袁世凱死後，扶輪社被抄，《資本論》流入舊書攤。後被馬君武發現，買回來「完璧歸還」。再後來，到了抗日時期，馬一浮應竺可楨校長之聘到浙江大學講學，便將此書送給了浙大圖書館。

收錄弟子　佳話傳世

　　馬一浮周遊列國回來時，正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已日益高漲之時，他深深關注著國家的命運。後袁世凱復辟稱帝，軍閥混戰，他目睹國事，既不愜於居高位者之所為，又自度又不足以撥亂匡俗，發憤杜門，治學益勤，從不虛擲一時。先是潛心研究佛學，又精研老莊，以一目十行，過眼即爛熟於心的智慧，博綜百家，返而鑽研六經，著有《法數鉤玄》、《老子道德經》、《莊子箋》等書。曾獲時人 "天下文章歸馬氏" 之譽。

鬻字刻書　獨撐書院

　　1938年，蔣介石聽說久隱西湖的馬一浮應竺可楨的兩次登門相邀，到流亡中的浙江大學講學，便立即與孔祥熙、陳布雷等商議，發起並指令教育部長陳立夫聘請馬一浮出山弘揚民族文化，在四川創辦〈復性書院〉。馬一浮於1939年八月來到四川嘉定烏龍山下，親自動手蓋起 "濠上草堂" 。起初，復性書院借烏龍山烏龍寺招生開學，馬一浮居住在烏龍寺的爾雅臺。

　　復性書院初創時，馬一浮特聘謝無量先生主講玄學，熊十力先生主講義學。但後來謝無量謙辭不就，熊十力兒生開講兩月因故中途離去，結果只剩下馬一浮一人支撐。馬一浮專講六經大義，指出：「國之根本，繫於人心，人心之存亡，繫於義理之明晦，義理之明晦，繫於學術之盛衰，中士聖賢道要盡在六經，唯六經可統攝一切學術，一切學術莫能外之。」「故必確立六經為本，而後中士學術之統類可得而明，文化之原流可得而數，即近世異域新知亦可範圍。」六藝（經）可以統攝一切學術，並不是說可以不學其他，廢棄其它。而是指六藝乃義理總匯，是客觀存在的、人心所固有的。為此，馬一浮先生又主張〈歸求諸己〉，說：「讀書須先理會文義，下涵養功夫，始可望有進」，「讀書須是處處反到自己身上來，不反求諸己而求諸外，縱有所知亦非真知」。

風骨傲岸　絕意仕進

　　民國初期，蔡元培任首屆教育總長，特聘馬一浮出任秘書長。但他到任不滿三周，便就深惡官場勾心鬥角，自嘆：「我這人不會做官，只會讀書，不如讓我仍回西湖去讀書吧」。就這樣，他辭去了秘書長之職，從此棲身陋巷，一心治學，以布衣終其身。但由於馬一浮的聲名日著，海內學者仰慕其高風，前來結交問道者日眾。計有梁漱溟、馬敘倫、陳獨秀、沈尹默、湯用彤、朱光潛、周孝懷、金香嚴、洪巢林、葉左文、曹子起、陳櫻寧、林同莊、熊十力、鐘鐘山、邵沄秋、程演生、蘇曼珠、李叔同、夏丏尊、夏承燾、嚴群、豐子愷、龍榆生等。當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為提高北大的學術水準，又執意要請他去文科任教，然馬一浮還是以 "古聞來學，未聞往教" 而堅辭了。後來，一方之霸的軍閥孫傳芳駐紮杭州，慕名前去專訪馬先生，而馬氏明確表示人在家就是不願見，表現了讀書人威武不屈的氣節。其後，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時；蔣介石又召見馬一浮先生，並一再好言挽留他輔佐國事，但馬一浮絕意仕進，還是婉言謝絕。

　　馬一浮不但自己絕意仕進，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學生"不求仕宦而求學"。這在他為《復性書院簡章》事曾與熊十力的商議信中有明確記錄。他這樣寫著：「學生若為出路來，則不是為學問而學問，乃與一般學校無別，仍是利祿之途，何必有此書院。」復性書院雖只開講了兩年多的課，但確實造就了一些人才。當時書院的學生，後來不少都不入仕，而多執教於大學，在繼絕學、文教化方面做出了貢獻。

理語入詩　以詩說法

　　馬一浮的詩上規葩經、楚騷，歷建安、六朝，以迄唐宋各大家，無不窮其源流，汲其精深，理事雙融，境智俱足，尤以五言見長。詩中喜用玄言，自出抒軸熔入句中，使人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的感覺。沈曾植論詩，以〈開元〉、〈元和〉、〈元佑〉為三元，馬一浮增以〈元嘉〉創"四元之說"，提示後學者以學詩關鍵。馬一浮在論詩時著重指出：「詩，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細，第四要神韻高。四者具備，乃足名詩。」馬一浮作詩，尤其是六十歲以後所做的詩詞，無論古體律絕、長篇短句，均從性德中自然流出。

　　現代的不少詩評家都一致肯定馬一浮先生的詩"不苟作，言必有義，寫景狀物，皆言志說法。古諷今、揚善抑惡，存美剌、正得失，深得詩三百思無邪之旨。"抗戰期間，馬一浮應竺可楨之邀以大師名義在浙江大學講學，並隨浙大內遷後，就因"老而播越，親見離亂，無遣身之智，有同民之患"（馬一浮《蠲戲齋詩‧自序》）而寫了《避寇集》等大量詩作。謝無量先生在為《避寇集》作序中言稱「得詩人之正者」，又說「蓋無高世之度則襟懷不曠，無敻出之智則理致不瑩，無專精之才則詞氣不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君子安身於不易之處而後出言皆得其中，充實於內者則光輝於外也。」

由佛入儒　一代宗師

　　馬一浮先生對佛學的造詣亦極深，三藏十二部無不熟讀強記，人稱〈佛學大師〉。他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就廣交方外之友，杭州虎跑定慧禪寺的《五百應真造像石刻後記》，便是他1925年所撰。那時在浙江一師執教的夏丏尊、李叔同和學生豐子愷，都是馬家的常客，是常常去向馬一浮討教佛學經典的「學生」。後來，李叔同終於在虎跑出家，也是賴馬一浮的接引，才悟道出家的，據說還是馬親自送他至虎跑去剃度的。夏丏尊、豐子愷雖沒出家，但受馬氏的佛學影響卻很深遠。

（高志林／上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