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鐵路通車，從歷史淵源、地緣政治著眼，作為廿一世紀的台灣人，至少應該了解十九世紀或更早期歐洲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歷史，以及因而衍生出今日錯綜複雜的關係。

　　鴉片戰爭後，歐洲列強看出滿清帝國只是一隻紙老虎，因而加緊對亞洲侵略的腳步。英國原已占領印度沿海若干要衝地區，1849年正式把比它本土大若干倍的印度半島全部納入版圖，傾全力經營開發，把鐵路直築到喜馬拉雅山腳下。就因為翻過高山即可搭火車直通印度洋岸，在經濟力量驅使下，西藏與印度間的交通運輸，遠比與大陸內地來往方便。

　　若無喇嘛教閉關保守的本質阻擋，英國勢力恐怕早已伸入西藏。幼年時我弄不懂，為何中文裡的西藏，在英文裡變成了Tibet。直到歷史課本記載，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將文成公主下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松贊親自到黃河河源迎親。老師說「吐蕃」兩字發音應作「吐博」，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藏語直譯為英文的結果。

　　喜馬拉雅山腰的兩個小國－－不丹（Bhutan）與尼泊爾（Nepal）現在雖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在十九與二十世紀裡，都是英國的保護國。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依照雙方友好合作條約，不丹在外交關係方面須接受印度的「指導」，該約至今仍然有效。另一個山麓也信奉藏傳佛教的小國錫金（Sikkim）則在十九世紀末就被併入印度版圖了。

　　暫且離開西藏，向東北方向看，建立大清帝國的滿族人發源於東三省；入主中原後，自然以經營富饒的內地十八省為主，對更往北走，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毫無興趣。而俄羅斯帝國從彼得大帝（1672～1725）時開始，向亞洲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尋找一個不凍港。滿清皇朝認為當時的「羅剎」（Russia）蠻子可憐，他們自願挨凍受苦，就讓他們去吧，並未加以干涉。

　　彼得大帝用了一個叫白令（Vitus Bering）的丹麥人，兩次西伯利亞探險，發現了白令海峽，從此以他為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與帝俄簽署有拉丁文、中文與俄文三種版本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糊裡糊塗地承認了帝俄在西伯利亞的主權；究竟喪失多少疆土，各家計算方法也有很大出入。雍正五年（1727）又與帝俄簽署恰克圖條約（Treaty of Kiakhta），劃定外蒙與西伯利亞的邊界。

　　由此可知，英國是取得印度後，開始向北覬覦西藏。而俄國則是先直指遠東，抵達海參崴後，才折回頭從中亞南下，直逼印度。兩個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裡，相會於今日從印度往北的廣大地區，西洋史稱之為「大競賽（The Great Game）」，歐美大專教科書裡都有述。

　　不止英俄，日本和德國也想湊熱鬧。那時的拉薩充滿假冒僧侶或學者的各國間諜。英國於是先下手為強，1903年底，駐印總督寇松勳爵（Lord Robert Curzon）派榮赫鵬（MacDonald Younghusband）率兵五千加民伕五千入藏，次年八月兵臨拉薩城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布里雅特蒙古籍的德爾智喇嘛（Dorjiev）陪同，逃亡到蒙古的烏蘭巴托，種下西藏尋求獨立的種籽。德爾智其實是帝俄間諜，曾多次到聖彼得堡，遊說俄皇亞力山大二世奪取西藏，未能如願。這段充滿詭異的經過，有許多歐美出版的歷史與遊記為證，唯獨台灣沒有幾個人知曉。

　　胡錦濤做過中共西藏自治區書記，自然了解英俄兩國覬覦西藏的歷史。興建青藏鐵路的決策，無疑曾受到他大力支持。當時或許只著眼於開發青藏高原在地底冰凍千年的豐富資源，如今鐵路完工，恰與中國「和平崛起」同時，不免引起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出發的各種計算，變成北京政府高瞻遠矚、大刀闊斧的戰略布局，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

　　大陸早在廿一世紀開始前，就準備面對各種未來對中亞霸權的爭奪戰，先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籠絡中亞各國；繼而藉反恐為名，口惠而實不至地支持美國對阿富汗的行動。中共對繼承英國勢力範圍的印度也忽略，兩周前出度G8高峰會時，胡錦濤特別與印度總理辛格和俄國總統普丁舉行三國元首會談，發表特別公報，處事圓融，面面俱到，因為目前還不到顯露實力的時候。

　　中國完全掌握西藏後，不但威脅印度，更可重整漢唐雄風，與當年 "絲路" 所經國家開創新關係，所獲豈止沿途蘊藏豐富的油氣而已。

（陸以正先生為資深職業外交官／本文節錄自2006年八月七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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