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臺灣人，自古一家親，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我國歷史的長河中，兩地同胞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新石器時期，浙江“河姆渡人”東渡臺灣，定居寶島

　　關於臺灣高山族是古越人東渡一支的論斷（以下簡稱“東渡論”），從上世紀末以來，海峽兩岸的學者、專家，經過嚴肅、認真地探討與考證，基本形成上述共識。2001年春，在浙江紹興舉辦“越文化暨大禹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一篇題為《臺灣高山族根在浙江紹興》論文的發表，為“東渡論”探討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該論文不但受到與會學者、專家的首肯，而且引起了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新華社發文稱：“專家考證，臺灣高山族同胞根在紹興”；香港《文匯報》轉發了中國新聞社電文稿，標題為“台高山族根在大陸”，副標題“古時居浙江紹興一帶，因變故渡海到台繁衍”；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文匯報、浙江日報、海峽導報及新加坡聯合早報境內外40多家新聞媒體轉發了新華社電文稿；網路媒體更是樂此不疲，紛紛轉載，……一時間，掀起一股“東渡論”的研討熱潮。
　　近年來，筆者對新石器時期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和臺灣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相關遺存資料作了疏理與比對，確信浙江與臺灣自古是一家，兩地先民是難以割捨的骨肉同胞，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
　　長期以來，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考古工作者經過艱苦卓絕地考察、發掘，成績斐然，碩果累累。就浙江而言，先後發現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浦江上山遺址（11000—9000年前）、嵊州小黃山遺址（9000年前）、跨湖橋文化遺址（8000—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遺址（7000—5000年前）、馬家浜文化遺址（6700—5200年前）、良渚文化遺址（5300—4200年前）等；臺灣新石器時期的遺址有：大坌坑文化遺址（6500—4500年）；圓山文化遺址（4500—2000年）、鳳鼻頭文化遺址（4500—3500年）、巨室文化和卑南文化遺址（3500—1000年）等。在諸多文化遺址中，要數河姆渡文化遺址與大坌坑文化遺址關係尤為特殊，完全有可能存在著直接的繼承關係，即大坌坑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延伸。探究原因有下列四點：
　　其一，在臺灣新石器早期的大坌坑文化遺址中，考古工作者不但沒有發現任何臺灣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要素殘留，而且出土了大量與“長濱文化”不同的遺物。那麼，這就意味著臺灣的舊石器文化與新石器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係，而臺灣的新石器文化只能從島外輸入。鑒於此，臺灣考古工作者明確指出：“大約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有一個新的人群經海上來到臺灣生息、繁衍，創造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筆者認為這個“新人群”不是別人，正是生活在浙江紹興一帶的古越人，即余姚河姆渡人（余姚舊屬紹興）。
　　其二，從浙、台新石器時期人類遺址出現的時間來觀察，兩者是相當地接近，其上限為7000至6500年間，下限為5000至4500年間，相差均在500年上下。要在如此短暫時間內完成人類的承續關係，與臺灣一衣帶水的浙江河姆渡人可能性最大。
　　其三，從遺址的位置及環境來考察，大都分佈在河口及海岸的低臺地，便於古人類的採集、漁獵與農耕生活。河姆渡文化遺址處在寧紹沖積平原的姚江口，河姆渡人在河谷平原可種植水稻，又可上山採集果品，下江、湖捕撈魚蝦，“飯稻浜魚”何其樂哉。史式，黃大受教授在《臺灣先住民史》一書對河姆渡人的生活狀況作如下描述：“河姆渡人早已脫離了‘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以大米為主糧，以牲畜水產蔬菜為副食了。大米的品種有粳秈二種，肉食有豬、狗、水牛、羊等家畜及鹿、熊、虎、豹、鳥類等野物，龜鱉魚蚌等水產，連深海中的鯨、鯊也是他們的佳餚。蔬菜果品有菱角、葫蘆、酸棗、芡實、橡實等。在出土陶釜中，還殘存米飯和鍋巴。陶器分缽、盤兩大類，說明河姆渡人吃飯時已和現代的飲食習俗差不了多少。”而臺灣的大坌坑文化遺址較集中在臺北淡水河下游及西海岸一帶，大多在河口、河岸的低臺地，生活環境不但相似，而且也佔有採集、魚獵及原始農耕之利。由此推知，大坌坑人是延續了河姆渡人“飯稻羹魚”定居生活的格局。
　　其四，出土遺物相似，有的難分仲伯，如出一轍。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在考察河姆渡文化遺址後，對遺址所處的年代、位置及出土遺物作了概要的小結，他說：“在華南，所知甚詳而發掘最多的是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遺址原來是一個建於湖邊的木構村落，其遺物有特別豐富的石器、骨器、木器、陶器和動物與植物的遺存。遺址的位置（在浙江北部余姚附近一座小山頭和一個古代的小湖之間）說明當時的村落可通達非常豐富的地上和水中的植物與動物資源，而遺址的遺物中充滿了這些植物果實和動物遺骸，有野生的，也有家生的，主要包括稻米、瓜、菱、葫蘆、豬、狗、水牛和水龜。這裡的稻米遺跡是全世界最早的之一，其栽植曾使用過一種特殊的用大型哺乳類動物肩胛骨所做的鋤頭。陶器灰黑色，常帶繩紋，有的刻劃有動物與植物紋樣。骨雕與木雕也可為此地藝術高度發達之證，而木器尤為精緻且保存良好。其他特別令人注意的器物有一個織布用的木梭和一個上漆的木碗。一長系列的放射性碳素年代將遺址的下層很結實地放入西元前的第五個千年。”而作為臺灣新石器早期代表的大坌坑文化遺址，其出土石器數量雖然沒有河姆渡文化遺址多，但種類相當接近，計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錛、石簇、網墜、槽石棒等。其中，如石錛為海洋民族越人所特有，它是造船的專用工具。古越人是走一路，就把石錛帶到那裡，臺灣也不例外。從出土的石器中，知道該遺址的主人在磨制石器技術上比河姆渡人更成熟，可稱“技藝精湛”。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最具特徵性的遺物就是數量巨大的陶器（片），與華東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大致相當。考古學家推測：我國東南沿海在全新世初期有一片以粗糙的繩紋陶器為代表的一種古文化，大坌坑文化便是這種文化的一個環節。這種以手工製作的繩紋陶，其含沙且質地鬆軟，火候不高，約攝氏400至500度。器型簡單，通常有罐、缽、碗、陶紡錘等。陶器口徑不大，一般在14至18釐米之間，寬肩、鼓腹，部分具有短圈足。大部分陶器在口緣下方頸部以下施滿繩紋，但繩紋並不施於口緣之上。陶罐的口部唇面和肩部也常飾以“之”字形、條形紋或波浪紋的劃紋，線條流暢，頗具特色。人們驚喜地發現，臺灣大坌坑遺址出土的印紋陶器，與河姆渡遺址的印紋陶器仿佛是同一個模子裡造出來的。臺灣史跡研究會稱：“臺灣歷史文化的根底在大陸。臺灣最早的居民直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臺灣與大陸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由此，大坌坑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延伸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於河姆渡人（越人一支）東渡臺灣的起因，可追溯到上古時代三次大規模海侵。在距今10萬年至6、7千年間，生活在江南沿海地區的越族先民，經歷“星輪蟲”、“假輪蟲”、“卷轉蟲”三次海侵。尤其是“卷轉蟲”海侵，使原來自然環境非常優越的東南沿海沖積平原淪為淺海，臺灣、舟山、海南等與大陸脫離而成為海島。余姚河姆渡亦在此時淹沒在淺海中。我國歷史地理學家陳橋譯《越族的發展與流散》一文說：“距今1.2萬年前後，地處長江下流的甯紹平原發生‘卷轉蟲’海侵。這次海侵在7000至6000年前達到最高峰，在最後的1000餘年時，情形最為嚴重。這一時期，東海海域內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甯紹平原南部，今錢塘江北，古海岸沿嘉定、黃渡、蟠龍、松江、漕涇達杭州玉皇山一線。錢塘江以南，今會稽、四明諸山山麓沖積扇以北，也成為一片淺海。海侵的過程，也是甯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的過程。在海侵的末期，甯紹平原的環境惡化是非常劇烈與迅速的，也就是在這1000餘年時間中，原來在這片自然環境非常優越的甯紹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發生了他們部族歷史中的大規模遷移。”這裡，陳橋譯教授講到了大遷徙之主因，而造成河姆渡人遷徙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當年越民經受了一場難以抗拒的特大災難，如海嘯、超級大潮等。要說理由嘛，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了人類賴以生存且數量巨大的稻穀、織布機具及房屋木構件等遺存，這是一個極好的物證。因為“海侵”是漸進式的，人們有充裕的時間進行人員或物資的轉移；而海嘯等自然災害是突發性的，破壞力極強，一旦災難來襲，糧食、房屋、生活用品乃至整個家園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巨浪吞噬、摧毀，又遭泥沙覆蓋，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劫後餘生的人們，只好拋棄溫馨的家園，遷徙他鄉。此次遷徙，為古越人大遷徙的首次，它為越民族的發展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在滾滾的遷徙行列中，包括河姆渡人在內的越族先民，扶老攜幼成群結隊地向會稽、四明山區轉移，過著“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採集、捕撈、農耕生活。這部分越人是日後越國的締造者，史稱“於越”；還有越人跨過錢塘江，進入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區，他們就是後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創造者，即為歷史上的“句吳”；再有越人，向南或西南遷徙。最後，這部分越人完全有可能到達今天的福建、海南、兩廣、雲貴等地，成為海南黎族、甌越（浙南）、閩越（閩）、駱越（滇、黔）、揚越（湘、贛）和南越（粵、桂）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越人中那些“勇者”，義無反顧地駕起舟船，走向海洋，以島為家，繁衍生息。
　　一直以彪悍、勇猛著稱的包括河姆渡人在內的越族先民，更具豐富的想像力，對太陽東升之地分外崇拜和迷戀。為此，越人憑藉“善舟楫，長航海”的特性，在對太陽強烈崇拜心理的驅使之下，乘季風和洋流之便，離大陸走向海洋，去探索太陽東升之地，尋覓新的生存發展空間。約6500年前後，河姆渡人操起獨木舟，揚起風帆，從浙江沿海出發，乘冬季西北風之便，借助洋流之利，飛渡海峽，登臨金門、澎湖、臺灣等海島，最後在臺灣定居下來。在登島的同時，河姆渡人把越文化帶到臺灣，在寶島生根落腳，發揚光大。之後，又有多批越人橫渡海峽，寶島繁衍生息，他們是今日臺灣高山族的祖先。
　　臺灣還不是越族先民抵達的唯一終點，有人走得更遠。澳大利亞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研究結果認為，中國長江下游可能是遠古南島語族的原鄉，他們在五六千年前來到臺灣，再從臺灣輾轉遷徙到東南亞地區，再朝東向太平洋、西向大西洋，擴散成今日的面貌。但世事乃是千變萬化，有一些出走臺灣多年的人，因某種變故，又從東南亞倒流返台。由此，造成了臺灣高山族多源的錯覺。其實，無論是關於高山族族源的“南來說”、“西來說”，他們的“根”都在祖國大陸。

（何有基／紹興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