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浙江同鄉會創會迄今垂五十年，筆者係於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入會，沒有趕上創會理事長俞叔平先生、前故理事長祝紹周先生和徐柏園先生三位領導時的盛況；但於五十七年一月本會改制後第一屆擴大改選時選上候補理事，同年五月本會會刊《浙江月刊》創刊，復被任命為第一任主編（執行編輯）實際參與會務。對《浙江月刊》編務，其間因人事、經費和我個人的家庭事故關係，其間曾三次請辭，兩度回任，前後共計編了十五年；而理事職務卻一直連選連任迄今十二屆，未曾中斷。回憶過去三十五年來，對同鄉會的重要會議，祗要我人在台北從未缺席，各項會務活動也多有參加，故對本會概況了解較深。爰就三十五年來身經目擊記憶所及，擇要追述於後，聊供我浙旅台鄉親談助。

一、參加全國各省市旅台同鄉會祝壽盃籃球賽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發起於是年十月舉辦「全國各省市旅台同鄉會祝壽盃籃球比賽」，為總統　蔣公慶祝壽誕，浙江同鄉會受邀為籌備單位之一。其時正值籃球運動鼎盛之期，球迷眾多，籃球好手備受群眾愛戴。各省市旅台同鄉會都在盡力徵集本籍著名球員編組鄉隊，以爭取榮譽；而當年我浙籍成名的籃壇好手似乎不多，胡理事長維藩先生為此頗傷腦筋，故他在賽前籌備期間即使足全力。先請時任司法院長的浙籍大老謝冠生先生擔任浙江省籃球隊名譽總領隊以資號召，找來幾位資深的體壇浙籍人士如王微君先生等為籃隊顧問，向各大專院校中徵集浙籍籃球好手，尤其注重身材高大者參加，組成一支十二人的浙江籃球隊；聘請蔣得禮君任教練，俞佩瑄鄉長任管理，特聘《中央日報》體育記者王宗蓉小姐（均浙江籍）擔任祕書，負責對外宣傳並協助蔣教練參與戎機。同鄉會方面由胡理事長自任總領隊，常務理事周開福兼副總領隊，總幹事汪英群任領隊兼經理，開始借場地集中訓練。這是浙江同鄉會破題第一次對外活動；活動需要用錢，而浙會既無基金，又無額外經費預算，故另一方面又得邀請浙籍工商界鄉長們來共同組成「祝壽盃籃賽後援會」贊助參賽經費，用以製備球隊隊旗、制服、球員的球衣、球鞋，以及訓練和出賽期間的交通餐飲等費用。這筆錢算來不在少數，好在胡理事長人脈寬廣，工商界鄉長大多樂於相助，加以汪總幹事能說善道，腳頭勤快，故捐款成果豐碩，使這支臨時編組的籃球隊得能順利集訓，漂亮出賽。胡理事長為鼓勵士氣，還找來一批大陳青年組成啦啦隊，由陳仁和君擔任隊長，每逢浙隊出賽臨場助張聲勢。球隊和教練也不負眾望，在預賽中打得有模有樣，與幾個擁有籃球國手組成的他省籃隊較量也毫不遜色，而順利進入決賽。據王宗蓉小姐的臨場評估，浙隊吃虧在訓練和經驗都不夠，但佔了身材體型的便宜，隊中有五名隊員身高都在一九O公分以上，當時籃賽係在南昌街公賣局球場舉行，本會也佔了地利之便，到場觀球的浙江同鄉特別多。好多位浙籍黨政大老如高齡八十的監察委員陳肇英先生、立法院長倪文亞先生、司法院院長謝冠生先生等每逢浙隊出賽，也會臨場坐鎮鼓勵士氣。比賽結束浙隊雖祗得了殿軍，但在全國各省市十餘隊籃球精英中能得名次，也算差強人意了。
　　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台北市府又繼續辦了一次「第二屆祝壽盃籃球賽」，此時浙江同鄉會業因台北市改制而換屆改選，擴大組織編制，理監事陣容加強很多，理事長仍由胡維藩先生蟬連，總幹事亦為汪英群，原班人馬再度參加，領隊、顧問、祕書等人員照舊，祗是教練蔣得禮出國赴美，改由上虞同鄉章琦擔任；球員吳建國、程偉、蔣海平、孫日初、周孝林、董樹根、夏富發、高遠普等長人好手也都繼續留隊。經過去年多場歷練，球技默契都有進步，故結果又進一步得一個「季軍」。以上這一段「祝壽盃籃球賽」的記述，對同鄉會務來說似乎是題外之文，但浙江同鄉會過去在台北市知名度不高，參加入會之鄉親也不多；經這兩次籃賽宣傳，聲名大噪，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對爾後之會務開展實為重要契機。故特列為本文的開場第一節記述。

二、台北市升格院轄市，同鄉會改制擴編
　　五十六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級人民團體亦隨同改制擴編，理事名額由十五人增為二十五人，常務理事和監事均增至七人。浙江同鄉會於五十七年一月二日假台北市一女中大禮堂舉行改制後第一屆會員大會，選出理事二十五名，候補理事九名，監事七名，候補監事二名。旋於一月十日假立法院貴賓室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常務理監事和理事長。胡維藩先生於當選蟬連理事長後即席提議：為加強同鄉團結力量，順利推展會務，常務理事名額增選四名共十一人（含理事長，後四名不向上報備），大家無異議通過。當選名單為常務理事郭驥（國民黨中央常委、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祕書長）、沈之岳（司法部調查局長）、王紹堉（省菸酒公賣局長）、王鎮宙（省合作金庫總經理）、王惕吾（《聯合報》發行人）、楊維禮（北市財政局長）、張敏鈺（嘉新水泥、益新紡織董事長）、吳昌濤（昌達化工、飛達塑膠、密佛化學公司董事長）、沈家銘（省林務局長）、周開福（警察之友雜誌社長）；理事陸尚斌、何緝生、俞美蓀、郭履洲、吳鐵國、潘德珍、李知章、邵德潤、黃卷雲、史璧人、許冰、韋之驊、俞慈民、湯于奭；候補理事鄭邦琨、張毓中、鄭可鋆、金高震、鄭復中、蔣邦樑、江一舟、張行周、吳志道；常務監事水祥雲；監事江學珠、方青儒、葉霞翟、陳漢清、黃次倫、吳道艮；候補監事詹吐玉、呂一龍。以上這份名單可謂集當年黨政、文教、工商各界中浙籍精英於一堂，陣容堅強，而且省籍分配均勻，浙江全省十一府都有理監事產生，可見胡理事長當年用心之苦。
　　在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胡理事長提名續聘汪英群擔任總幹事，以後並陸續提出七項計畫作為今後同鄉會努力的目標，主題如下：
（一）創辦《浙江月刊》。
（二）擴大徵求同鄉入會。
（三）設立在學優秀子弟獎學金。
（四）購置同鄉會新會所。
（五）設立同鄉相互救助機構。
（六）籌設同鄉康樂活動中心。
（七）擇地闢建同鄉公墓。

三、《浙江月刊》的誕生與成長
　　台北市改制後第一屆浙江同鄉會，把創辦會刊列為工作第一目標，於五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舉行之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推選理監事九人組成會刊出版委員會，由理事長胡維藩先生親任召集人，接著於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第一次出版會議中，聘請婁子匡、高越天、周念行、何志浩等十一位浙籍文化界著名鄉長，為會刊編輯委員，並指定筆者擔任執行編輯，負責徵稿設計等籌備工作；另在《中央日報》刊登徵稿啟事，聘請理事湯于奭為會刊總經理，負責籌措出版經費（他每月捐資五千元作為月刊基本開支）。籌備工作乃密鑼緊鼓的展開。因胡理事長對會刊期望殷切，希望越早出版越好，使筆者不得不加班趕工。四月十五日舉行第二次出版會議，決定刊名及版面形式和篇幅、創刊日期等，使筆者在執行時有所遵循。旋於五月十一日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請各位資深鄉長們提供稿件並分別審核已寄來各稿，限期交付印刷廠排版付印（當年係活版印刷）。胡理事長更由立法院中調來一位經驗豐富的專業校對黃種強鄉長負責本刊校對，以減輕筆者工作負擔。在各方努力配合之下，第一期《浙江月刊》終於于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大家期待中誕生，理事會決議創刊號全部免費贈送會員和浙江各縣市在台同鄉會，以及國內外有關機關體團，為同鄉會擴大宣傳。開始數期因限於經費人力，每期相隔一月餘，至第二十一期起才保持每月一期正常出版。
　　有關會刊之早中期情況，筆者曾於去（九十一）年八月出版的本刊第四百期特刊中撰文記述，在此不贅。茲將相關人事變遷擇要略述如下：
　　（一）發行人是刊物的主體，由同鄉會理事長兼任，本刊三十六年來的發行人依序為：胡維藩先生（五十七年五月至六十三年十二月）、郭驥先生（六十四年一月至七十二年四月）、葉潛昭（七十二年五月至七十八年四月）、胡炘先生（七十八年五月至八十六年六月）、斯孝坤先生（八十六年七月至今）。
　　（二）社長名義係自第十六期開始，創刊時祗有總經理，由湯于奭先生擔任，十六期後湯先生升任社長，改由樓金壽先生接任總經理，湯社長至六十六年三月交卸；次任社長陳釗炳先生，自六十六年四月起至七十二年四月交卸；而後為陳達喬先生，任期七十二年六月至七十四年六月。以上三位均為同鄉會常務理事。陳達喬先生係在任內病逝，故中間曾有三個月空窗期。至七十四年九月始由當時發行人葉潛昭先生聘虞奇先生接任社長。虞奇在會中無理監事職務，純屬客卿地位，他於七十六年六月也在任內逝世。現任社長吳亦寬先生為本會資深常務理事吳壽松先生長公子，自七十六年七月接任迄今已歷經十六年，但祗是掛名而已，從未過問社務，每年捐助出版經費貳拾萬元。
　　（三）總編輯是月刊的實際負責人，自創刊迄今擔任此職者計有張行周、黃立懋、黃種強、藍守仁、邵拓榮、黃信樵、金國銓等七人。筆者自創刊至二十八期，以後又兩次回任，前後共編十五年餘，在七人中為時最久；現任總編金國銓自八十七年九月迄今也已屆滿五年。
　　（四）關於經理部門，因為月刊的主要對象是同鄉會員，雖有訂價而實際訂戶不多，故發行工作皆由會務同仁兼辦，廣告也多由總幹事出面爭取。總經理祗是名譽職稱，一直由常務理事兼任，前後曾兼此名義者計有湯于奭、樓金壽、朱鼎華三位，而以樓先生任期最久。早期社長、副社長和總經理都要分擔出版經費（會員捐款和廣告收入不敷開支），以後成立社務委員會，月刊赤字始由委員們分擔。

四、同鄉會子弟獎助學金之由來
　　贈發同鄉優秀子弟教育獎助學金，一般同鄉會多列為主要會務工作之一，本會開辦獎助學金係從民國五十六年開始（以前曾否辦過無從查考），最早由旅港的寧海籍同鄉郭正達先生，為紀念其先父郭耕餘關懷旅台浙籍同鄉子弟遺願，委託本會代辦；而引介此一關係的則為本會第八屆理事（台北市改制前一屆）郭履洲先生。第八屆理事會接受委託後立即成立教育委員會，公推郭履洲先生擔任第一任教育會主任委員，專責辦理獎助學金案，另聘士林國中校長邵夢蘭女士擔任申請學生課業評審委員會召集人，訂立「本會代辦郭耕餘先生紀念獎學金發給辦法」，以大專學生為獎助對象，規定學業總平均八十分以上，操行甲等者合格。自五十六年開始，一年分上下兩期，每期限大學生四名各一千五百元，專科生四名各九百元（翌年增為一千元）。後因申請學生眾多，胡理事長為免申請學生條件合格而受名額限制落選者失望，乃另向本會理監事及熱心同鄉募款資助，定名為同鄉會助學金給額外同學，金額開始時為大學生四百元、專科生三百元，以後增為大學生六百元、專科生四百元，不限名額。五十八年增加旅居印尼之「王南山先生獎學金」，名額金額均與郭氏獎學金同；五十九年再添董浩雲先生和石清女士兩筆獎學金，董氏十名、石氏兩名。獎學金額逐年增加，但申請學生增加更多，本會助學金名額突破兩位數，五十九年上期大學生助學金曾增至一一三人，每名六百元，對本會籌措經費來說負擔不輕。
　　其時尚在老會所辦公，故頒獎場地必須外借，開始時多借立法院或菸酒賣局禮堂。六十三年遷入新會所，曾在羅斯福路本會禮堂頒發兩期。會所一半出租後，則再度外借經濟部商品檢驗局禮堂和全省合作社聯合會禮堂等處，多為本會理監事相關事業單位情商借用。
　　上述獎學金來源多為捐贈者認定後，每年兩期定時送來，本會當初並未設立教育獎助基金。又因人事更易逐年都有變遷，開始時期之郭、王、董、石諸氏來源中斷後，由新的捐款鄉長加入替代。獎學金額也隨時而變，根據幣值下貶物價上升而增加；獎助名額則視每期收入多少而有所增減。詳細數字本會另有統計報告，本文不多贅述。

五、老會所與新會所
　　本會成立五十年來使用過的會所，就我所知祗有兩處。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創會至六十三年五月，這二十餘年中一直侷局於台北市南昌街一段一二五巷二十號的一所日式平房中，那裡原為前浙江省政府台北辦事處借用的公產。三十九年五月舟山撤退後，不久浙江省府機構結束，房屋分配給幾位最後離職的省府官員作眷舍。同鄉會從中取得兩間，面積都不大。進門右首一間約六坪辦公室，祗能擺幾張辦公桌椅，左面一小間為駐會工作人員寢室，也祗能容納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子，會客室公用，也祗能容納七、八人座談，大門內院子很小，巷道也不寬，汽車無法進出；好在當年尚在「克難」時期，一般場面人物也祗坐自用三輪車，來會同鄉大多為公車階級，影響不大。同鄉會的大小會議都借外面場地，早期情況不甚清楚，胡維藩先生當選理事長後，因他是立法委員，故重要會議就借用立法院的委員休息室或貴賓室舉行。台北市改制後會員增多，會務也忙碌起來，經常來會外客不少，會所侷促，有礙觀瞻，也影響發展，故胡理事長一心想找一處像樣的新會所，祗是限於經費困難，有心無力。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初第四屆理事長改選，胡維藩先生七度當選連任理事長（包含改制前三屆），乃把籌置新會所列為本屆首要任務，在三月中旬舉行的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成立籌募新會所經費委員會，公請名譽理事長俞濟時先生出面領導。同月二十四日假立法院舉行籌購會所委員會預備會議，會中俞濟時先生懇辭籌委會主任委員名義，改推另一位名譽理事長徐柏園先生（時任中央銀行總裁）擔任主委，俞濟時和徐季良、胡維藩三位同為副主任委員，另推王惕吾、印運煥、任光明、何朝育、吳壽松、陳釗炳、湯于奭等七位為常務委員；增聘委員二百餘人，除本會全體理監事為當然委員外，幾乎把旅台浙籍著名之士全部網羅在內。即日修訂籌募經費辦法開始募款活動。正於此時，《中央日報》刊出羅斯福路三段新建落成的十層大樓（羅斯福大樓）二、三、四樓出讓廣告，胡理事長和常務監事印運煥先生立即前往洽看，見該處地段適中，氣派豪華，二樓全層一四四坪餘（電梯、走廊除外），足夠同鄉會使用；但房屋價款要五百萬元，卻使兩位老先生感覺為難。再三商量後，認為機會難得，錯過可惜，乃要求業主保留。翌日又由印常務監事去和業主代表人商談訂購手續，對方要求先付訂金二十萬元，簽訂合約，一週後交付全價五分之二（二百萬元），餘款三百萬元則分開三張期票在五、六、七月之二十日兌現。三十年前台幣五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此時籌購會所委員會方才成立，購屋捐款尚未收入分文，同鄉會本身無餘款可用；兩位老人家為了同鄉會前途，竟然大膽冒險，當時由印先生開出二十萬私人支票簽約定案，再由胡、印兩位分頭奔走，在一週後湊足二百萬元付頭期款，取得房屋鑰匙。一方面立即找人設計裝修，擇定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同鄉會遷入啟用。這一快速無比的大動作，使全體籌購委員感到意外也覺得振奮，紛紛解囊湊款。胡理事長這次表現的決心和魄力獲得全體會員的欽佩和讚揚，但也使他為應付後來到期的三張同鄉會支票操心奔波，幾無寧日，促使他於半年後猝逝種下病因。
　　新會所場地寬敞，氣派豪華，老會所無法與之比擬，故一應家具均須重新購置。汪總幹事運用他如簧之舌，說動他的龍游小同鄉時任本會監事的王東林先生（新竹藝術雕刻木業公司老闆）捐贈同鄉會一套價值二十萬元的木雕沙發桌椅及屏風等全套高級家具，供理事長辦公室和會客室用。主題解決了，另有其他熱心同鄉送來辦公用具，共撐場面。全樓面積一四四坪，本會使用一半已綽綽有餘，故另一半計畫於同鄉會遷入後出租。但新廈啟用時總不能一半淨空，新任美術委員會主委水祥雲先生建議，啟用同時利用一半場地舉辦一次浙籍同鄉書畫美術展覽，也使來會道賀的來賓有迴轉閱覽的空間，此議當獲理事會議通過。因筆者當年經營《讀友畫刊》，曾辦過兩次畫展，略有經驗，與藝文界的書畫家也較熟悉，被水先生找去幫忙，在新會所啟用前後著實忙了一陣；又因此時正值我第二次回去同鄉會主編《浙江月刊》，故對文宣方面也付出不少心力。
　　六十三年五月下旬，同鄉會先行遷入新會所辦公，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舉行啟用儀式，由浙籍影視歌星唐寶雲、閻荷婷、林友梅、李旋等四位小姐陪同徐名譽理事長柏園先生主持剪綵，同鄉來賓和本會理監事委員們擠滿偌大空間，其他幾位名譽理事長和蔣緯國將軍等也特來本會道賀，花籃由大樓門口一直排到二樓會場，場面熱鬧異常，當年《浙江月刊》曾有詳細報導。展覽書畫九十餘件（內含郎靜山等名家攝影十八件），除大部分借用之件須於展後歸還外，小部分留贈本會作為同鄉會的文化資產。
　　同鄉會遷入新會所後，不但有了漂亮的辦公室和會客室，還有大會議室，開會不必向外借場地了；同年還在此舉辦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多次接待海外回國參加十月慶典的浙籍僑團，其中尤以旅港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率領的代表團，人數多，財力厚，對本會籌購新會所和同鄉墓地都有鉅大支助貢獻，振奮海內外同鄉的向心力。可惜胡理事長於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卻因積勞過甚不幸病逝，理事長遺缺，翌日即由理事會公推常務理事郭驥先生代理，新會所的另一半也在郭理事長手中出租，以租金收入彌補本會開支。
　　至於南昌街老會所連同一些舊家具，同鄉會遷移後均交予總幹事汪英群保管，作為他的眷舍。汪離職後仍住原處，並改作他個人創辦的「光明雜誌」辦公處所；對此房舍事雖曾有人在會中提詢，但本會因理監事多次改選，後來者不知往事細節，也無人願過問此事，後聞該處日式平房以老舊失修，由國有財產局收回翻造大樓，原住戶按照戶籍人口發給搬遷費，此時同鄉會已遷離十餘年，戶籍無名也無權爭取，一筆陳年老帳不了了之。

六、胡理事長維藩身後哀榮
　　本會成立五十年來歷任理事長，計有台北市改制前八屆，改制後十二屆，前後二十屆中任期最久的一位為胡維藩（凌雲）先生。他於民國五十一年一月接祝紹周先生，當選就任第六屆理事長（祝先生為本會第二～五屆理事長，於五十年十二月中風），五十三年第七屆改選連任，五十五年五月第八屆改選由徐柏園先生接替，胡先生退任常務理事，但至五十六年三月徐柏園先生（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因公忙無暇兼顧會務請群，又把理事長交還給胡先生。五十七年一月本會改制後第一屆起，胡理事長當選連任，直到他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第四屆任內去世，前後七屆長達十三年（其中除去徐先生任九個月）。他對同鄉會全心全力付出最多，在他任內，創辦同鄉子弟獎助學金，貧困同鄉冬令濟助，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參加兩次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全國各省市同鄉會祝壽盃籃球賽」都得到獎盃，五十七年五月創辦《浙江月刊》，六十三年購置羅斯福大廈新會所，使本會開始有自己的產業，給繼任者一個立足發展的基礎，確實功在桑梓，無人能及。尤其是他平時對人和藹可親，說話低聲細氣，毫無委員架子；鄉親們有事請託，總是不辭辛勞躬親奔走鼎助，絕不令人失望。凡與接觸過的人，無不心誠悅服。故當其病逝消息傳出後，不論識與不識，一致表示惋惜，浙江同鄉們尤感哀悼！
　　胡凌公（一般對其尊稱）出身軍校六期，曾在胡宗南將軍麾下擔任重要軍職，抗戰勝利後回到浙江省領導省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團務，國府行憲後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一直在國防委員會服務，故其在黨政軍各方面均有深厚人脈關係。他過世後當由立法院組織治喪委員會出面治喪，由倪院長文亞先生親任主任委員，旅港蘇浙同鄉會長徐季良先生和本會代理事長郭驥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擇於六十四年一月六日假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公祭，場面浩大莊嚴肅穆，國防部以陸軍中將禮，特派儀隊排及軍樂隊到場服務，團體公祭單位四十餘個，與祭者多達五千餘人，除中央黨政軍和地方單位主管外，社會工商文教職業團體及全國各省市同鄉會也均派代表參加致祭，治喪會收到輓額輓聯五百餘幅，花圈、花牌六百餘個，另有賻金奠儀。出殯路線繞行半個台北市，本會在羅斯福路大廈門前，和其夫人石清女士主辦的義光育幼院在水源路口各設路祭，靈櫬當日殯葬在中和安坑外挖子真光傷殘教養院（也由胡夫人石清主辦）後面山上，親友僚屬數日人送其上山進穴，身後哀榮，可謂歷年僅見。
　　胡理事長逝世後，因為第四屆三年任期尚有兩年餘，同鄉會不能一日無首，乃於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舉行全體理監事臨時聯席會議，由總幹事汪英群報告不幸消息，當即公推首席常務理事郭驥（外川）先生繼任理事長職位，繼續領導會務。另一位常務理事湯于奭先生，因他的事業受胡公幫助很大，與胡理事長也最為接近，對同鄉會的貢獻也最多；當場宣稱擬將新會所中由其事業單位明州實業公司捐款一百萬而獲得命名的「明州廳」牌匾改作為「凌雲堂」，並由其個人出資為胡凌公雕塑一個半身銅像，安置會中留作永久紀念，當獲全體理監事同意通過。以後這尊塑像由湯兄委託筆者轉請著名畫家兼雕塑家張英超先生雕塑，配以六尺高的大理石基座，於半年後完成運來，安置在同鄉會辦公室內（當時右首第一張辦公桌為《浙江月刊》總編輯座位，塑像亦即在筆者坐椅後面）。並由筆者撰了一篇銘文，請名書法家董開章先生書寫後鐫鑄銅牌貼於基座；「凌雲堂」三字牌匾則請凌公好友立法委員沈友梅先生題書（沈先生時兼台北市寧波同鄉會理事長），懸於塑像壁上。兩旁配以凌公生前自己撰書一副對聯：「仁義生行必效，古今中外一誠」。這尊凌公塑像及「凌雲堂」牌匾對聯迄今仍保留在同鄉會中，不過位置已予移動，係於七十二年七月本會第七屆改選後，葉潛昭理事長重新裝修同鄉會所時，把它移置在當年的會客室中（即今日位置）；而更巧的是那時正逢筆者第三次回任月刊總編，辦公桌又正好擺在凌雲堂中，與凌公銅像時刻面對，也真算是有緣巧合了。

七、關於闢建台北花園公墓
　　本會闢建台北花園公墓之動機，肇始於民國五十七年改制後第一屆，前文已述及胡維藩理事長在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曾提出同鄉會七項會務工作努力的目標，其中第七項即為「擇地闢建同鄉公墓」。不過人力、財力均有不逮，故第一、二、三屆都無法如願。六十三年初第四屆理事會成立，積極籌置新會所，胡理事長把籌款組織定名為「台北浙江同鄉會籌募會所及公墓基金委員會」，當年捐款最多的兩位常務理事湯于奭和王惕吾各認捐一百萬元，湯于奭是捐簿開筆的第一人，那時他的事業單位（明州實業公司）因受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影響已走下坡，礙於胡理事長的情面和關係，硬著頭皮寫下一百萬元，但註明其中購屋款與公墓基金各半，王惕吾先生亦復如是。新會所在緊鑼密鼓下迅速完成。六十三年五月下旬遷入羅斯福大廈，胡理事長的心願達成一半；但終因勞瘁過度，於同年十二月中不支去世，留下建同鄉公墓的未了任務給繼任的郭理事長外川先生。
　　民國六十四年是我國不幸的一年，四月五日總統蔣公崩逝，舉國哀悼，國殤期間也影體各機關團體的業務進度，而海外僑團紛紛返國奔喪，卻增加本會與浙籍旅外僑領間的聯誼機會。郭理事長於同年十月與旅港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達成協議，由兩會共同籌建浙江同鄉台北公墓，原則是由香港支助購地費用，台北負責規劃闢建工程。得此承諾後，郭理事長積極發動熱心同鄉尋覓適當墓地。六十四年初看中台北縣石碇鄉小格頭小金瓜寮小段林地二十六甲餘，經多位常務理事往看認為山地可用，價格相宜。乃約地主於三月五日來會簽約，地價款五百餘萬元，先付三成，由吳常務理事昌濤先行墊付，月中再付六成，辦理過戶手績。後為便於開發，繼續購入緊靠北宜公路之鄰地七甲（共三十四甲），土地總價七百餘萬多。該款由香港蘇浙同鄉會以預購壽域一千穴方式（每穴三坪）支付台幣四百萬元，不敷之數由本會以募捐和預售墓地分別由應昌期、王惕吾、吳昌濤、王紹堉、宣錫鈞、應鶴山等各位鄉長湊集，並即報台北縣府轉省府社會處申請「浙江同鄉會公墓」執照。六十五年十二月奉省府核准闢建，理事會議通過，委託本會理事殷之浩鄉長主持之大陸工程公司負責土地規劃和水土保持等設計。初步估計開發山地，分區修築墓道，剷平斜坡，填土駁崁等費用起碼得投資一千萬元，這又是一大難題。理事會決定成立公墓經費籌劃小組，請常務理事應昌期擔任小組召集人，其他成員為翁明昌、應鶴山、宣錫鈞、王庸等共五人，另請常務監事印運煥為小組執行祕書，但遲遲未有成果。最後由郭理事長利用其私人關係向銀行借來鉅款使用，於六十七年四月開始動工，交由郭修法同鄉經營的太法建設公司承包全部開發工程，大陸工程公司負責監督；歷時年餘，規模初具，報准台北縣政府自六十九年一月啟用。當時「台北花園公墓」牌坊一座係由印運煥、羅志成兩位鄉長捐建，照壁一堵由香港蘇浙同鄉會捐建，禮堂及骨灰間由吳昌濤先生捐建。七十年經台北縣政府評定全縣公墓列為甲等，七十一年並升列優等。對我浙江旅台同鄉來說，使老有所終，的確是件大好事。但經營墓地實非容易，大量投資，零星回收，公墓山地坡度甚陡，水土保持難度甚高，以後上游興建翡翠水庫後，把本會墓地劃入水土保護區，施工方面更受多方限制，本會雖為此專設「台北花園公墓董事會」，郭理事長自任董事長，負責經營，但管理難以周全，大小風波不斷，財務方面也始終無法平衡。郭理事長在任八年餘，為公墓費盡心機，所受壓力甚重。至第六屆移交時，留下大筆債務，也不免有些流言蜚語。他逝世後，靈柩歸葬公墓山上，鄉親們特在其墳前加建涼亭一座，此為紀念，也算是對他唯一的安慰了。

八、一次空前盛大的會員大會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本會曾假當年台北市最大的團體活動場地－南京東路四段中華體育文化中心舉辦了一次盛大的會員大會，報到會員二、九五八人，場面熱鬧轟動一時。這樣的同鄉會員大會情況，似乎迄今尚未在其他省市同鄉會中看到過，可謂空前絕後了（今後同鄉會日益式微更不可能臻此）。那是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也是第六屆理監事會任期告終，第七屆理監事改選之期，所以會造成這樣熱鬧應與選與有關。本會改制後第二任理事長郭驥（外川）先生，係六十四年一月遞補第四屆胡理事長維藩先生任內猝逝遺缺，以後五、六兩屆大會連選連任，至七十二年初已長達八年。郭先生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暨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祕書長，又是執政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另在其他單位也兼了一些要職（如捐血協會理事長等），是個十足大忙人，但他對同鄉會也頗為盡力，本會台北花園公墓就在他的任內購地闢建。三十餘公頃荒山野地依賴他的人脈關係向銀行和工商界同鄉借來鉅款開發建設，頗有成就。但經營公墓與一般做生意不同，這中間有許多關係曲折和奧妙，殊非坐辦公室者所能瞭解；賺死人銅鈿更不同於做活人買賣，不可能有大批整筆收入。花錢費力在山上開闢墓道，挖土駁崁做好造墳基地，也許來個颱風或是一場豪雨，把你的成果摧毀得面目俱非，要使用時又得重來。平時零星出賣墓地的收入，不夠付銀行利息，所以幾年下來債台高築，使墓園成為同鄉會的累贅，也使部分同鄉對郭理事長的領導方式產生疑慮，加上一點人事上的恩怨借題發揮，正好藉改選機會製造糾紛。
　　依照本會過去慣例，每逢有選舉那次會員大會的籌備會特別慎重，都請名譽理事長來主持籌備會議。七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舉行的第六屆第十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恭請陳立夫先生出任第七屆大會的籌備會主任，由第六屆常務理事邵德潤為副主任，另推常務理事葉潛昭為選務委員召集人，常務理事陳達喬為康樂組召集人，理事張行周任會務組召集人，並決定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假中山堂中正廳舉行大會，同日晚間在原地舉行會員聯歡晚會公演越劇。新會員入會至二月底截止暫停，俟大會後恢復，並推定理事李啟弦、應人、汪英群，監事陶怙、周朝章等五人督同會務人員依法清理會籍，限期編造會員名冊。會後數日忽然發現新會員入會大量增加有異常態，本會原來會員僅約三千人，至二月月底已超出六千人，並有不斷再增之勢，原來有人在為競選暗中活動拉票。筆者負責會務組，看情形不妙，因中山堂會場祗有一九OO個座位，如何能容納這許多人開會，乃與當時總幹事丁浩民兄商量，報告郭理事長改換會場至中華體育文化活動中心，並經理事會議通過，把大會日期延後至四月十七日舉行。原訂三月二十七日中山堂越劇晚會，也不得不在同日下午加演一場，以應付會員索票。兩邊開支增加一倍，工作人員更搞得手忙腳亂。幸好有幾位同鄉長者得悉此情，恐怕競選時有人意氣用事，傷了同鄉和氣，也有損浙江人大家的面子，乃正式出面協調；同時郭理事長也於此時宣佈不再競選連任，並推荐最年輕的常務理事葉潛昭先生為他的繼任人選，這樣才把氣氛緩和下來。
　　四月十七日的會員大會開得很成功，市府社會局長蔡漢賢特派主任祕書喻慰祖代長道賀，另由主管科派來指導員兩人蒞場指導。因為選委會召集人葉潛昭成為主要候選人，不便再管選務，而由理事陳如平接替任務。會場人數雖多，但秩序良好，選舉結果也算圓滿；理事二十五人，舊的連任十七位，新當選八人；監事七人，連任四人，新當選三人。而且地域分配也相當均勻，以浙江省十一府來說，理事杭屬三人，嘉屬一人，湖屬一人，寧屬四人，紹屬二人，台屬四人，金屬二人，衢屬三人，嚴屬二人，溫屬二人，處屬一人。監事則為紹興二人，寧、台、溫、處、杭各一人。這次選舉還有一點最值得稱道的，是八十歲以上的候選人一律自動放棄，讓給較年輕的同鄉出來服務，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中，葉潛昭先生以全票當選理事長，其餘六位常務理事為：吳昌濤、鄭可鋆、水祥雲、王惕吾、邵德潤和陳達喬。監事會由沈之岳先生當選常務監事，大家都欣慶得人。會中新任理事長提出敦聘郭外川先生為本會名譽理事長，一致鼓掌通過，皆大歡喜。

九、結語
　　欣逢本會成立五十周年，我於撰文前原已擬好細節，給大家講十個同鄉會的小故事，全文以八千至萬字為準；不料開筆以後無法自制，寫到第八節已逾一萬一千字，不能再寫了，長文浪費篇幅，也會使讀者感到厭煩。餘下兩節為「本會與浙籍旅台各府縣同鄉會聯誼活動」和「兩岸開放後之鄉情交流」，因手頭資料不全，本身參與時機也不多，不如留待別的鄉友去發揮，成果當會比我寫的更好，就此打住，諸希見諒。

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脫稿（原刊載於《台北市浙江同鄉會五十周年慶祝特刊》）